作者：陈乾（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交响乐是随着16、17世纪声乐与器乐的发展而形成的。这一源自欧洲的音乐形式随近代社会变革生根华夏，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在音乐家曾志忞、萧友梅、马思聪、郑志声、林声翕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管弦乐队。这一具有“拓荒”意义的尝试，为中国交响乐的发展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战斗歌声此起彼伏，器乐创作几近奢侈的岁月中，老一辈音乐家冼星海、马思聪、贺绿汀、李焕之、马可等人从中国的民族音调、节奏和音色等方面汲取创作养分，投入到以管弦乐体裁抒写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现实中去。随着新中国开国礼炮的巨响，国家全力恢复经济建设，满足交响乐发展的重要条件逐步具备——大中型西洋管弦乐队相继成立、音乐院校高效组建、大批作曲与演奏人才初露头角……在万象更新、蒸蒸日上的社会形势感召下，老一辈艺术家满怀讴歌新中国、赞美新生活的创作使命和工作热情，催开了管弦乐创作的锦绣花团。大批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内容和不同技法的优秀管弦乐作品相继涌现，既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和演出史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也拉开了中国现代交响事业的大幕。
黄河颂 陈逸飞/绘
目前，我国音乐界和社会大众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经典音乐作品，已达成较为统一的共识。这里所谓的经典音乐，是指经过岁月洗礼和历史考验所最终留下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就像指挥家卞祖善先生曾提到的那样：“我们现在一演奏就是老三篇：《红旗颂》《春节序曲》和《北京喜讯到边寨》，反反复复。大型一点的就是《梁祝》和《黄河》，春节、元旦、国庆……每逢节日必演”。如上所说，这些作品直至今日，依然保持着极高的上演频率，并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经典”。固然，演出场次和现场效果不是全面衡量音乐作品水准高下的唯一标准。但是，探寻这些被广泛认可的、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色、中国化的管弦乐精品为什么能够超越时代、唤醒听众的音乐记忆，以及时至今日依然能够承载国人炽热的时代与家国情怀，却是十分必要的。
把创作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管弦乐作品作为艺术上的至高追求
中国管弦乐作品的生命力，来源于创作题材的思想性和表现风格的民族性。纵观西方音乐史，那些奠定作曲家在人类音乐文化史上伟大历史地位的管弦乐作品无不蕴含着他们对音乐内涵的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主要体现在题材的思想性和音乐语言、创作风格的民族性上。一部管弦乐作品的思想性、民族性内涵越深厚，越会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包含古典音乐巨匠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等在内的众多作曲家，他们的作品中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与鲜明的民族风格；更有肖邦、威尔第、格里格、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民族音乐风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音乐丰碑，为世人留下了具有人文意蕴和艺术真谛的经典宝藏。
自西方管弦乐体裁传入我国以来，老一辈作曲家就以创作出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管弦乐作品作为艺术上的至高追求。他们从丰富的民族传统中汲取创作元素，以民歌、戏曲、曲艺和不同时期的群众歌曲为素材，注重学习和运用西方作曲技法，给予音乐素材器乐化、交响性的呈现。这些饱含民族风格的中国管弦乐精品，塑造出了生动而鲜明的音乐形象，降低了听众对于“西方舶来”艺术形式的欣赏难度，也拉近了管弦乐体裁与中国听众的距离，使其在开创期便深入人心。
就创作题材的思想性而言，中国管弦乐起步于社会大变革的独特历史时期，继而促使我国作曲家基于时代感召和历史使命，自发形成了以革命斗争、国家复兴、礼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等重大命题为题材的创作习惯。这一与社会环境、时代主题紧密结合的习惯，是管弦乐自其于战火硝烟中落地生根，伴随时代精神和社会脉搏一同跳动的结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国家前途、传统民俗、大好山河、社会生活等题材的关注，就已成为作曲家的主流选择。并由此产生了一批获得群众热爱的、可冠以“经典”之称的中国“主旋律”管弦乐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