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品体裁丰富、题材多元。有描绘自然景物、礼赞社会新生活的管弦乐组曲《山林之歌》（马思聪，1953）、《云南音诗》（王西麟，1963），管弦乐序曲《节日序曲》（朱践耳，1958）、《节日序曲》（施万春，1960），管弦乐小品《北京喜讯到边寨》（郑路、马洪业，1976）等；有描绘风俗民情、叙述神话传说的管弦乐小品《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1953）、《貔貅舞曲》（王义平，1954）、管弦乐组曲《春节组曲》（李焕之，1955）、交响诗《黄鹤的故事》（施咏康，1955）、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何占豪、陈钢，1958）；也有反映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石叔诚、许斐星六人改编自救亡歌曲《黄河大合唱》，1969）、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刘守义、杨继武，1952）、交响诗《红旗颂》（吕其明，1965）、管弦乐序曲《庆祝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序曲》（罗忠镕，1958），以及为纪念和缅怀而作的交响诗《汨罗沉流》（江文也，1953）、《嘎达梅林》（辛沪光，1956）、《人民英雄纪念碑》（瞿维，1959），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1972）等曲目。这些作品对中国交响乐创作和群众的交响乐审美影响深远。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专家梁茂春先生认为，上述20世纪50年代涌现的作品，“在世界交响乐坛上也可谓独树一帜，他们在该领域的创作成就宣告了中国管弦乐创作春天的到来，甚至管弦乐创作的‘中国乐派’也因为他们的出色表现而处于大有希望的萌动之中。”
历史证明，无论作曲家在艺术观念和创作风格上有何等差异，凡是留芳于音乐史或流传于大众音乐生活的经典作品，无不蕴含丰富深刻的时代主题和鲜明立体的民族风格。这便是中国管弦乐作品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
“艺术性和大众性的和谐统一是音乐创作的核心”
中国管弦乐作品的影响力，源自雅俗共赏的审美取向与真挚情感的贴切表达。
音乐家李焕之先生曾说“创作出民族的、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上又是高水平的作品，是新时期对音乐家提出的要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何占豪先生也说“艺术性和大众性的和谐统一是音乐创作的核心”。由此可见，老一辈作曲家力求作品让听众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他们更加注重音乐表现形式的大众化，并在雅俗共赏的创作探索中，取得了可被后世学习与借鉴的经验。这些经验具体表现在：标题性的创作原则、民族化的表现风格、旋律的高度歌唱性，以及不盲目追求庞大体裁的创作思路等。中国民族音乐的线性思维习惯，使中国人普遍对带有画面感的“意韵”旋律偏爱有加。他们便对群众熟悉的各种民族民间曲调进行考察、开发和利用；重视旋律的表现功能，依据群众的审美习惯对创作手法与音乐风格进行调整与修正；选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和民俗风情，以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创作主题；提出优秀作品不在体裁大小，而在于是否精炼的观点等。这些做法，使管弦乐创作在开创阶段便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对中国当代艺术音乐的发展和社会音乐生活的繁荣起到了强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中国管弦乐自开创期，便占据了中国艺术音乐舞台的中心。那些或欢快动人，或优美抒情的音乐主题曾是“话匣子”（收音机）中一天到晚反复响起的曲调，被人们轻松哼唱；它们一度是大众音乐生活的主流，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时隔半个多世纪，它们依然活跃于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春节序曲》是各大国家级音乐院团慰问海外华人华侨专场文艺演出的保留曲目，也是拉开每年央视春晚大幕的演出序曲；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协奏曲《黄河》和《梁祝》是大型纪念节会、专业艺术节、音乐赛事的高选曲目；《红旗颂》常作为国家重大政务活动、纪念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和尾声曲；《北京喜讯到边寨》、《瑶族舞曲》以及朱践耳和施万春的两部《节日序曲》等作品，则成为国外各大知名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保留曲目、安可曲目……
艺术作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强弱，归根到底是由作品的内力决定。老一辈作曲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将真情实感融进这些紧扣时代脉搏的“主旋律”作品，翻开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辉煌篇章。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依然拥有旺盛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原因在于：它们唤起了国人流淌于血液中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使民族情结更牢固；它们在一辈辈听众的心里种下种子，使美好的乐音久久不散，沉淀成心头永远的交响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