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聊斋志异》，会发现书中至少有两次直接写到于七之乱，一次是《野狗》篇，开头一句便是：
于七之乱，杀人如麻。
然后是《公孙九娘》篇，写得更细，也更惨不忍闻：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还有些篇目，虽未直接点于七之乱，亦可以归为类似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例如《乱离二则》写清兵入侵时：
乱兵纷入，父子分窜，女为牛录俘去。
为什么蒲松龄会在狐鬼故事里一再写到战乱，还直接点名于七呢？要解开这个疑惑，我们还得先从于七这个人说起。
于七是土生土长的山东栖霞人，他14岁拜师习武，崇祯二年就中了武秀才，第二年又中了武举人。
于七家世显赫，他的外祖父，是著名抗倭名将戚继光。他的祖父于进表，是栖霞巨商，当地金矿矿主，可比如今的煤老板有钱得多。他的父亲于可清，绰号“草上飞”，是明朝大将，后来在崇祯二年，与后金作战中，战死沙场。所以说，于七这人，是名人之后，还是富三代，官二代。
明朝灭亡后的顺治五年，于七在山东栖霞锯齿山，举起抗清大旗。起义队伍的成员，大都是自家员工（淘金工），还有邻近各县的农民。
身为明朝遗民，还是武举人，又是当地富豪，加之清朝又是初初入关，人心不服，民心思反，所以于七的起义队伍，日益壮大，以至仅隔了一年，顺治七年，起义军就干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起义队伍进攻宁海州，杀死知州刘文淇，一鸣惊人，清朝的《登州府志》详细记载此事：
（顺治）五年，栖霞民于七，招集亡命，据锯齿山（牙山），肆行剽掠。七年，率众攻宁海，知州刘文淇死之。
然后清廷开始认怂、招安，时任登州知府张尚贤，奉朝廷之命，给了于七一个栖霞县把总的七品武官，就算招安了。
话说不过是地方叛乱，为什么清廷剿都不剿，就直接招安了呢？这实际上是因为清廷其时刚入关不久，敌对势力太多，自顾不暇：
朝廷以反侧者多，每招抚之。
--《山东通志》
当时的南明政权在广西，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又先后在江西、广东、山西等地举起反清复明大旗，多尔衮也在这一年去世，清廷内外交困，所以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最好。
于七被这样如宋江般被招安，后来也受到很多抗清志士的指责，不过招安后的于七，并没有如小说里写的那般，被人害死或毒死，反而摇身一变为栖霞、莱阳两地的著名人物，当地有头有脸的人，都和他有交往。彼时的他，又俨然成了上梁山之前的宋江。
顺治十八年春，于七的弟弟于九，因为一件小事，与莱阳人宋彝秉，在一场庙会上发生纠纷，聚众斗殴。
按说这只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最终让栖霞、莱阳两地，数千百姓，因此无辜惨死。
宋彝秉大概在斗殴中吃了亏，很快，他到兵部实名举报于七正准备策划谋反大事。
清廷闻知此事，立即派官兵上门抓捕。明明是诬告，这一次，为何清廷问都不问，就直接抓人？
因为此时的清廷，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清廷了，政权逐步稳固，南明政权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势力，已是强弩之末，苟延残喘，早已不足为惧。
所以清廷已具备足够精力和实力，来对付这些地方叛乱势力，尤其是对于七这类本来就有前科的前朝遗民，正愁找不到杀你的借口呢。
于七被逼再次率众起义。
因为有了上次起义的成功经验积累，又有了如今十多年的广结人脉，起义军甫一行动，便占据锯齿山、昆嵛山、招虎山、鳌山等有利地形，清廷迅速派征东将军济席哈，率大军直逼莱阳，围攻锯齿山大本营。
战争，从顺治十八年底，一直打到康熙元年，清廷历经数月围攻激战，最终于七因实力悬殊、寡不敌众，起义宣告失败。山中男女老幼和起义军，共十几万人被清廷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