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七从锯齿山突围，后来在崂山出家为僧。
于七晚年潜心研究拳术，后成为螳螂拳的发明者。
隐姓埋名出家为僧的于七，得享高寿，终老寺庙，但是却给栖霞、莱阳两地的无辜百姓，以及于氏宗族带来灭顶之灾。
因为找不到于七，清廷于是将愤怒全部发泄到隐藏在山里的普通民众身上，数万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被处死，尸遍山野、血流成河。后来有人在锯齿山下建了一座亭子，取名“血灌亭”。
在于七的老家栖霞，于家大小50多人，被满门抄斩；受牵连的宗族亲友，三千多人被关、被杀。
而当初诬告于七的宋彝秉，却因举报有功，不仅升了官，朝廷还将于七的家产，全部赏赐给他，他因此一夜暴富。
再来看蒲松龄，第一次于七起义时，他已经8岁，第二次于七起义，他22岁。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和蒲松龄有关的爱情故事说，蒲松龄22岁时躲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小山村，和年仅十六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家，他们不合法的婚姻遭到父母反对，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
蒲松龄30岁时到江南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的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一段幸福时光，还生育了子女。遗憾的是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仅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无尽思念。
有人考证故事中的陈淑卿，实际上是蒲松龄友人王敏入的妻子，所以故事是虚构的。
姑且不论故事真假，但两次于七之乱，蒲松龄应该都有与众多苦难乡邻四处逃难、流离失所的痛苦经历，所以才在自己的文章里一再加以描写。
实际上除了栖霞、莱阳的于七起义，在蒲松龄的家乡淄川，还有持续长达三年之久的谢迁起义，最终也被残酷镇压。
在蒲松龄的《鬼哭》篇，就记述了谢迁被杀，清军屠城，满城鬼哭的血泪场景：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城破兵入，扫荡群丑，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
说到清初大屠杀，世人皆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惨绝人寰，却不知，在山东诸地，大屠杀同样惨不忍闻。
《聊斋志异·鬼隶》里说：“无何，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或许数字有夸大之处，但是清兵在包括济南在内的山东各州县屠杀人数，至少也有数十万之多。
为避清朝文字狱，蒲松龄不得不在文章里，对大屠杀以含蓄之笔写出，所以写于七起义，一句“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不明所以的读者，甚至会粗心的理解为，于七这个大魔头杀人如麻；而写谢迁起义时，亦以“贼”、“盗”呼之，但是在鬼话连篇的字里行间，仍饱含对清廷屠杀无辜民众的血泪控诉！《野狗》篇里的那“兽首人身，伏啮人首，遍吸其脑”的“野狗子”，又何尝不是对清廷统治者屠杀民众的无声咒骂！
还有《公孙九娘》篇，一向以人鬼大团圆结尾的众多人鬼情未了故事中，只有这一篇，人鬼殊途，且鬼界阴森可怖：
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
是啊，这白骨累累、人鬼齐哭的人间地狱，国在哪里？家在哪里？还有什么心肠，去谈儿女私情，去续人鬼情缘？
出生于明朝末年的蒲松龄，对明朝，实际上是没有记忆的，当然更不会有反清复明的思想，他在小说里对清初大屠杀的描写揭露，完全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以亲历者的身份，为无辜枉死的数十万山东百姓，呐一句喊，发一声怒，讨一个公道！
只是，时移世易，隔着数百年的历史长河，后世读者，不过是把他的这一篇篇鬼话连篇，真的只是当作鬼故事来读，谁能想到，它其实是清初山东百姓被屠杀的血泪控诉史呢？
所以蒲松龄才在他的《聊斋志异》自序里说：
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又说：
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是啊，当看到这段夫子自道，我们只觉汗颜，我们真的只是在读他书里的人狐相恋、人鬼情未了，又有几人去真正深读他文字背后的，那一身正气、一腔孤愤，秉笔写春秋的郁郁不得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