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不远千里来拜访了正在读书的沈曾植后，甚为欣喜，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沈曾植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
沈曾植,作为清末书坛巨匠,于碑学草书有开宗立派之功，这得益于他对诸多学科的精深研究。从沈曾植的身上可以窥见，今天书家局限于书法技巧的学习和探索，而忽视了学养以及其它学科的钻研。为书法而书法的片面，致使今日之书家都缺乏内心的豁达和人格的高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今天沈增植不应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时势弄人，时间往后推移不久，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王遽常等少数人时不时念叨他以外，他的经世之才，因其不合时宜，逐渐被学术史渐渐遗忘，偶然出现的“沈曾植”三个字，也让人感到陌生。
沈曾植
正如几年后沈曾植的《自寿诗》中所云：“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
对，世间的确是有这样的厉害角色：沈曾植学贯中西，无论天文地理，经史子集，亦或音律书画，别说你听过的学问，就算你没听过的学问，他都懂。
沈曾植作品
套用现在的话，沈曾植就是终身学习的典范：在刑部工作时，他通读古今律法；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为跟俄罗斯打交道，把辽金元史读了个底朝天。曾经就有个沈曾植版本的“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
原来，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位俄国使臣认为中国人不可能研究得了这三通碑，于是有意考校中国人学问。
沈曾植撰《蒙古源流笺证》卷首
沈曾植临《爨宝子碑》
沈曾植作品
沈曾植《临魏碑楷书屏》 纸本147×40cm×2 西泠印社藏
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就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
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沈曾植病逝后，王国维更是在挽联中写道：“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沈曾植作品
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加上自己见解写成专著。通过和沈增植的交往，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处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二人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
不仅对著述的态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沈曾植的书法强调的是以心性去书写，而非简单的书家之字。
沈曾植作品
在清朝末年，当大多书家在学碑而贬帖之时，沈曾植却熔碑帖于一炉。正如胡小石所评价的：“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