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本案合议庭在审理案件。苏 弋 摄
导读
离婚协议，是男女双方在离婚过程中达成的包括身份、财产、子女抚养等内容的一揽子协议，完成离婚登记手续后，各方理应恪守。不直接抚养一方在离婚后以其再婚再育、孩子实际开销不大等为由要求降低约定抚养费金额，是否合理？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抚养费纠纷二审案件，认为不直接抚养一方要求降低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抚养费金额，应举证证明其存在整体经济状况明显恶化、劳动能力明显降低、再行支付将无法保障其基本生活等特定情形。而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上述特定情形存在，故认定一审法院将约定的每月7000元抚养费调整为5000元欠妥当，改判仍应按约履行。
离婚时约定每月抚养费七千元
方晴（女）和袁亮原是夫妻，2015年1月，二人的孩子小浩出生。本该是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却在一次次夫妻分歧中走向了终点。
2018年9月，方晴与袁亮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备案于民政部门），协议关于子女的抚养约定：双方生育一子，离婚后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孩子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共计人民币7000元整，支付至孩子18周岁止，18周岁以后的费用由双方自行协商。
当天，方晴与袁亮又私下签订《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对子女抚养、抚养费等约定：儿子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抚养费由男方承担一部分。男方于每月3日前支付抚养费到指定的银行账号。若男方决定需要一次性付清，双方可随时协商，按照“抚养费细则”结算，款清即可。若女方因故放弃抚养权，男方会自愿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期间抚养费用男方自行完全承担，无需女方负责。……抚养费细则：男方自离婚证领取当月开始，每月固定支付7000元人民币，男方支付抚养费至2033年孩子18周岁成人为止。
按方晴的说法，7000元抚养费，是根据当时袁亮的收入以及方晴家人无法照看小孩、需要请住家保姆等一系列因素，二人共同商定的。二人在协议上也表示，鼓励对方尽快找到真爱和幸福。
两年后双方因抚养费引发争议
离婚后，小浩随母亲方晴共同生活，期间袁亮经常探望小浩。后袁亮再婚，并生育一女。
2020年6月的一天，袁亮在与方晴的微信对话中称：“看了一下，最近资金很紧张。想用房屋相应价值抵贷款和抚养费，接下来这两个月，你有什么具体想法。”方晴回复：“……我的想法就是转。离婚前你自己说的，借钱也不会拖欠孩子的抚养费。”
后袁亮和方晴间就抚养费事宜有过数次沟通，方晴还是认为：“……当时协议离婚的时候，你亲口说的，孩子抚养费，哪怕砸锅卖铁，也要保证给的。然而抚养费从7000元降低到1000元，小浩也是你的亲骨肉，这样的方案，对他不公平。”
袁亮每月支付小浩抚养费7000元至2020年8月底，自2020年9月起至2020年11月止仅支付小浩抚养费3000元。
2020年11月，小浩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袁亮支付拖欠的抚养费1.8万元（自2020年9月起至2020年11月止）；袁亮自2020年12月起每月3日前按照协议支付小浩抚养费7000元，至小浩18周岁时止。审理过程中，袁亮以其再婚再育、收入下降、孩子实际开销不大等为由提出反诉请求：要求将抚养费自2020年9月起降低为每月3000元。
诉讼中，小浩提供的育儿开支（内容包括：保姆工资、每月伙食费、幼儿园学费、医药费等）显示：2019年全年基础育儿开支平均每月为7183元；2020年全年基础育儿开支平均每月为9773元。
审理中，袁亮表示其离婚时系和他人共同创业，每月税后收入是1.4万元左右；现在其自行创业，公司一直处于亏损中，但未举证说明目前的具体收入状况。小浩则表示，袁亮离婚时年收入税后40万元左右。
不存在降低约定抚养费的特定情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袁亮与方晴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小浩的抚养费标准及期限，袁亮自2020年9月起至同年11月底间仅支付抚养费3000元，故小浩要求袁亮支付拖欠的1.8万元抚养费，应予支持。同时，现因疫情原因，对袁亮创业及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袁亮也因经济困难通过微信与方晴沟通如何处理抚养费问题，考虑到袁亮再婚并育有一女，另结合小浩2019年、2020年平均每月开支情况，酌定自2020年12月起，将抚养费标准调整为每月5000元。故一审法院判决袁亮支付拖欠的抚养费1.8万元，袁亮于2020年12月起每月支付小浩抚养费5000元。小浩、袁亮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各自的起诉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