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财政愈发不可维系的今天，审视过去的茅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的地方财政样本。而未来，管理层若不珍惜手中这只会下金蛋的鸡，茅台终有一天会跌落神坛”
2009年4月，贵州遵义的茅台股东大会，还没有成为中国投资者的奥马哈，但也已经吸引了一众投资者和基金经理。
他们眼里放着光，只想寻得一个答案：贵州茅台发生了什么？7年上涨接近30倍的股王，两个半月跌去23%。而调研茅台镇，除了酒香之外并不能获得什么。调研完茅台的基金经理和投资者还没有走出茅台厂就掏出了手机，选择了一键卖出。在此之前，基金经理们在一个季度创纪录地减持了茅台7.24%的股票。
此后，茅台管理层和投资者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相爱相杀。
01
2013年，贵州茅台经历了最冷的一个冬天，曾经“一瓶难求”的茅台，在一向销售大热的春节量价齐跌，不少烟酒店三天都卖不出去一瓶。很多人把茅台的滞销归罪于“三公”消费的一纸禁令和塑化剂风波，殊不知，时任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的政策为这场终结白酒黄金十年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1998年，袁仁国刚上任茅台股份总经理时，接手到的是其实是一个烂摊子，茅台两个季度销售量不到700吨。袁仁国上任之后，立马对营销渠道进行市场化改革，精挑具备政务关系的经销商作为团购渠道的特约经销商，并在一个销售区域设置多个经销商避免个别经销商话语权过大。短短十年间，经销商148家发展到900多家。
在扩大渠道和销售队伍的同时，对茅台践行涨价政策，飞天茅台01年出厂价仅仅218元，十年后的11年上涨到619元，市场价达到了当时颇为离谱的2000元。
自此，茅台已不是一瓶酒。出厂价和市场价之间隐含了1000多元的巨大价差，巨额的利润都涌入了疯狂扩张的经销商。当时，行业内有个说法：“做五粮液需要资金，做茅台需要关系”，很多销售点的供货渠道对外是对外保密的。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市场。[1]这极其容易把阳光下的企业收益变成灰色的个人收益。
11年底，对于茅台要上调出厂价的传言，曾在茅台股票上赚过大钱的“茅台03”冯柳，发出了自己的冷思考。
冯柳认为，好的价差可对渠道产生良性推动，帮助产品渗透进而加强消费扩大需求培养，再反过来推动价差的坚挺，但是万事皆有度，过大的价差会导致疯狂的市场行为从而扭曲需求。冯柳当时回避了茅台管理层放任涨价背后的利益关系，单纯戳穿当时的茅台就是泡沫下的价格幻觉。
在冯柳作出判断之后，中央“八项规定”大刀挥下，政务消费渠道被切断的茅台，三年内不仅市场价格从2299跌到了888元的谷底，而且股价调整了近70%，更有囤货1000箱的经销商断销损失近2000万。
直到14年贵州茅台原副总经理房国兴，被指控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此时，已经不是“价值”投资者们投资腰斩的问题那么简单了，不乏投资者对于茅台管理层背后是否蕴含“利益输送”产生怀疑。
手中下金蛋的鸡眼看就要被自己掐死，袁仁国深刻认识到深度绑定政务消费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开始转战商务消费及个人消费市场。不仅拓展了茅台酒的品类，还尝试茅台云商的探索，不断促进渠道扁平化发展。
或许是茅台管理层的积极转变，国内顶级投资人段永平看到了茅台蕴含的契机，在茅台180元左右开始买入茅台。当谈到茅台与管理层的腐败问题时，段永平认为茅台和腐败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减少公款短期内确实会减少茅台的销量，但公款消费不应该是茅台消费的大头，茅台之所以被人喜欢，因为它是特别好的酒，喜欢的人自然会喜欢喝。
当时，对茅台饱含信心的不仅只有段永平，更有易方达中小盘的掌管者张坤，在目前7年5倍公募王者的“光辉”背后，曾经一度业绩不振，原因就是重仓了茅台。
在张坤的眼里，茅台在2013年遇到的问题是需求侧的断崖，但在供给侧并没有人替代它，它还是中国白酒的第一品牌。大家想的是，三公需求占一半，这种需求没有了。如果只看一年，这是对的，是核心矛盾。但如果看十年，这就不是核心矛盾，东西好不好才是核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