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反腐，不能不提的一个朝代便是明朝。早在立国伊始，朱元璋鉴于元王朝吏治损坏导致覆亡的历史教训，便着手整肃吏治，构成了直通明朝始末的重典治吏方针。
重典治吏，一是法令健全。朱元璋深知法令的重要性，便以《唐律》为根底，命人修订了《大明律》。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比较体系的的古法典，其间独自将《吏律》列出来，独立出卷，专门针对官吏管理。二是苛刻用刑。为了以案为鉴，明初洪武十八年，明朝廷专门以诰文的方式发布了《大诰》，将贪腐方面的重大案件公之于众，构成了震撼效果。一起，对同一种犯罪行为，《大诰》的量刑及处分比《大明律》更重，如衙门官吏与内官及近侍人员勾通，《大明律》是“皆斩”，而《大诰》则是凌迟处死。
除了冲击不法之外，明朝还从人事准则上来规划。很多规划中，逃避准则是极为重要的内容。所谓逃避，主要有亲族逃避，即父兄伯叔在同一个体系内的，要以卑避尊，改调其他衙门；有职务逃避，《大明律》:“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得受业之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逃避。”清楚明了，假如产生诉讼，姻亲、教师及旧有仇视嫌疑的人员都要逃避。
除了亲族逃避和职务逃避，明朝使用规模最广的便是区域逃避，亦即所谓的“官吏避原籍”准则。“官吏避原籍”，望文生义，官员不得到自己家园任职。在《大明律》之前的《大明令》规则“流官注拟，并须逃避本贯”。
“官吏避原籍”并不是明朝的创始。早在唐朝就有规则《逃避法令》“本郡州县及邻本郡县官”。可见，明朝将唐朝这一规则很好承继下来。
已然要“逃避本贯”，有没有考量的详细规范呢？
明太祖时规则“南人北官，北人南官”。明朝把全国分为三大区，实施跨区更调制，“定南北变调用人”。如，其时吏部选任官员，有“南北更调，定为惯例”之说。又如，明代福建巡抚一职全部是由从外省籍的官员中选调，并且在区域上则侧重于南直隶、浙、赣等东南区域的官员。
明朝廷为什么要在逃避准则上费尽思量呢？
答案清楚明了，便是要防止官员在本乡和了解的当地与当地士绅浑然一体，有助于防止任人唯贤，营私舞弊等糜烂行为的产生。一起，我国古代是宗法制社会，宗族极易构成强壮的当地自治，从而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逃避准则恰恰就掌握了这一点。
虽然明朝廷一开始推广区域逃避的规模很广，但后来却有收窄的趋势，到最后规则官员任职仅避本省，不限南北。
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跟着官僚体系的不断健全，官吏不断胀大，由明初的三万人增长到中后期的八万人之多。在这种情况下，大略区别南北逃避，并且要考虑亲属、师生等联系逃避，已然无法周全。二是古人考究忠孝两全，在确保“忠”的前提下，怎么最大极限确保“孝”呢？避本省或光临省任职无疑是最为可行的办法之一。
值得一说的是，好像重典治吏相同，明朝的逃避准则虽然在吏治上起到了活跃的效果，但由于帝王独裁的存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止官吏的贪腐行为。到后期，受环境、习尚等要素影响，糜烂行为愈演愈烈，最终将明朝拖入消亡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