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父县的吕公为了躲避仇家,带领一家人来到沛县。吕公和沛县令是旧相识,吕公的初衷只是为了歇脚,以便于找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在沛县令的挽留下,吕公最终在沛县定居了下来。
沛县的官吏们以及乡绅听说吕公是县令贵客,自然不敢怠慢,争相携带礼品前去祝贺。也许是吕公暗中授意县令,要求前来祝贺的人必须按照金钱的多少进行排序,而且那些贺礼不到一千铜钱的人,都不能登堂入室,只能坐于堂下。
负责接收贺礼、排定座次的人是萧何。刘邦一边向大堂里面走,一边高呼一万钱,实际上两手空空。萧何自然也不会拦着他,只是说:刘季平日里太喜欢吹牛,这次看你怎么收场。这句话显然是玩笑的口吻。
刘邦的俸禄是多少呢?上面已经介绍过,转化成货币为一个月800钱。按理说,即便是一万钱,刘邦也是可以拿出来的,只要刘邦节俭一点,可是他根本就不储存。而且一千钱,以刘邦平时的消费水平来看,眼睛也不会眨一下。而他两手空空,说明不仅花光了工资,有可能是刚喝完酒过来的。
刘邦最终不仅赢得了吕公的赞赏,吕公还将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了刘邦。当妻子埋怨的时候,吕公说:“这些事情不是你们能够知道的。”这一连串看似魔幻的事件,背后有其原因。
中国古人历来有安土重迁的习惯,若非是遇到极端的问题,不会背井离乡。实际上吕公的问题,只不过是当时所有豪门望族问题的缩影。能够让这些豪门望族产生恐惧的原因除了秦王朝的中央政府,似乎没有其他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恐惧中央政府呢?这也许和当时的政策有关。
秦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充实关中地区的人口数量,压制六国的反叛势力,将各地的富豪和六国部分贵族都强制迁到了关中,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来自于齐国、楚国,而三晋以及燕国后人则是要少得多。
吕公的家族背景,应该是非常强大的。否则沛县令不可能向一个落魄逃难的人求亲,希望娶到他的女儿。
从沛县令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沛县属于那种大县,否则不可能设置令。大县令禄秩为六百石,也就是月谷70斛,一年840石,每个月将近一万钱,一年十二万钱。加上一些灰色收入,沛县令一年收入保守估计二十万钱。
那么吕公的财富应该远远高于二十万钱。试想一下,一个一年能够赚二十万钱,掌控一个县的县令,能够低头求人,那个被求的人财力怎么可以小觑?
吕公是做什么呢?答案只能是经商,如果是地主,他离开了土地,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也不可能受到沛县令的礼遇。
单父县距离沛县距离不算太远,而且考虑到吕公投靠沛县令,不可能为了寻求经济上的援助,那么只能是得到权力上的援助。或许吕公一家人带着一大批牛羊来到了沛县,希望沛县令可以通过权力的运作为他提供大片的土地,用于养殖。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之中,经常提到的一个数目为二十万钱。二十万钱的购买力如何呢?可以购买二十匹马,或者一百头牛,或者五百只羊。而吕公家少说也有上万只(头)牛羊,正是由于路途艰辛,才不得已留在沛县。
吕公家从事的另一种可能是冶铁,货殖列传里面富可敌国的人物,十分之六冶铁起家。如果是这样,司马迁却没有记录,那就很奇怪了,刘邦的对头项羽都能写得清清楚楚,最初对刘邦提供原始资本的老丈人却如此遮掩,似乎并不可能。
吕公家族和吕不韦渊源颇深,作为吕不韦的后代亦或是旁支,吕公深知前往关中的后果,于是他带领家人逃离了老家单父县。避仇不过是一套说辞,真正的原因是为了逃避迁往关中。
吕公既然想在沛县安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听沛县有哪些暗藏的势力,并且和这些势力相联合,以便建立起全新的家族网络。当然,打听之后也不会贸然结盟,只有亲自接触那些势力并且精心审查之后才能确定。
仅仅依靠道听途说,就相信某人的例子不是没有,而且就发生在不久之前。荆轲刺杀秦王的时候,给他配备了名字叫秦舞阳的副手。秦舞阳出身名门之后,祖父秦开是燕国的名将。秦开在东胡卧底多年,熟悉东胡习俗之后,潜回燕国,率军攻打东胡,迫使东胡向北退却几千里。秦舞阳自称十三岁杀人,见到他的人不敢正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