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枢密院，是地位等同于中书省的军务机构。
《通考》记载：
“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权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主武事，副使佐之。”
枢密使是枢密院的最高领导，主管该机构的大小事务，也就是全国的军务。在其之下，还有一位枢密副使担任副手。当然，按照封建王朝的惯例，皇帝还会在这个机构中安插两名“承旨”，负责“承宣旨命，通领院务”。
他们的身份相当于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巡抚，名义上是协同机构长官进行日常工作，实为皇帝之耳目。因为，枢密院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所以，皇帝一定会对此部门严防死守，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唐朝时期，枢密使的地位还没有那么高，主抓的并不是全国军务，只是军事情报，甚至，还有宦官担任枢密使的情况。
不过到了宋代，枢密使的地位水涨船高，俨然成为军界一把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宋代的阶级矛盾自建国之初便相当尖锐。先是农民领袖李顺、王小波兴兵作乱，后有西夏、契丹威胁边防。处理内忧外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调兵遣将，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解决问题。所以，大宋王朝迫切需要一支强军，以此来弹压民变、击退侵略者。
于是，枢密院便成了领导这支强军的机构。与此同时，宋初的统治者还考虑到枢密院可以制约相权，所以又酌情增加了枢密院的权柄。自此，枢密院成了直属于皇帝的集权机构。当然，与翰林学士不同，枢密院所集的是兵权。
在改写了宋代官僚史的元丰改制中，枢密院的制度被保留下来。不过，两宋时期，枢密院与中书省的关系始终不睦。《挥麈录》记载：“枢密使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
战争之前，宰相主张进攻，枢密使主张防御，朝中文武两大首屈一指的人物无法做到将相和，想要打赢战争自然是不可能的。这种因相互制约、牵制、倾轧所导致的误国弊端，直接影响了北宋的对外战争。
南宋统治者汲取了前车之鉴，所以试行了军政合一的政策，设立了“平章军国奏事”一职。
聊宋代枢密院时，总是绕不开“三衙”。
杯酒释兵权过后，赵匡胤给予石守信等人不错的待遇，让他们安心放下兵权，在朝堂上养老。为了安抚这些一块出生入死的老兄弟，赵匡胤可谓下了血本，连女儿都许配出去，称这样可以让君臣之间两无猜忌。
这些资历比较老的老兵油子被调度到地方担任节度使，可是，中央主力军仍需有人统领。于是，赵匡胤便在军队里提拔了一些没什么资历、没什么主见的家伙，让他们来指挥禁军。即便如此，赵匡胤仍对这些手握兵权的武将放心不下，所以出台种种政策对他们进行制约，还以文官监军，变相削弱武将的权柄。
在此前的王朝中，军队由一人统领的情况比较常见。例如：宋初的禁军，便是由殿前都点检来领导的，在其之下仅有一殿前副都点检来担任副手。显然，这种情况是赵匡胤不想见到的。所以，他将殿前都点检及殿前副都点检全部废除，设立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三职，由他们分别统领禁军。这三个职务，便是“三衙”，你带步兵，我带骑兵，互不干涉，互不统属。
从这以后，禁军之中便再无“元帅”，皆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
为什么宋神宗进行改革时，保留了有发兵之权的枢密院，这下大家明白了吧。枢密院虽然是宋朝军界首屈一指的机构，可调配京都禁军，看起来权势滔天，但是，枢密院且没人有资格统兵。就算他们来到军队，也没办法调兵遣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