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河对岸
在元末群雄中，朱元璋可以说是行事最为低调，其在渡江攻占应天（今南京）之后，已然成为雄踞一方的强大势力，足可称王称帝而自立国号。可是，朱元璋却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光养晦方针，在政治上选择继续依附韩林儿、刘福通的龙凤政权，止称“（吴）国公”。而在朱元璋周围的几大势力：张士诚在高邮之时，就已经称“诚王”、并立国号为“大周”，其后，又迁都平江（今苏州），改称“吴王”。陈友谅在弑杀徐寿辉之后，已然称帝，自立国号为“大汉”。徐寿辉系的另一支力量--明玉珍，因不服陈友谅，而割据巴蜀，自称“陇蜀王”。
朱元璋不但在“头衔”上自低陈友谅、张士诚等人，还曾主动向陈友谅、张士诚等示好，尽力避免与陈、张的衅端。朱元璋曾派杨宪向张士诚通好，可是，张士诚不但扣留杨宪、不予答复，还派舟师攻打朱元璋的镇江。至于，陈友谅更不必言，必欲吞下朱元璋而后快，以致朱元璋在攻灭陈友谅之后，还报复性地掠夺了陈友谅的妃嫔（史载：....朕（朱元璋）在天下尚未平定时，攻城掠地，与群雄并驱十四年，在军中从未妄夺一妇人女子。唯有攻下武昌以后，因恼怒陈友谅屡屡起兵相犯，故夺其妾而归）。
那么，既然朱元璋如此低调、示好，为何陈友谅却总想与朱元璋死磕呢，“缓称王”是否真得那么有效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地域政治上的冲突。
群雄并起之际，本身就是弱肉强食，这跟你低调不低调没有多大关系。反而是你显得越弱，就越能引起他人的觊觎之心。朱元璋在渡江攻占应天（今南京）之前，只是一支很弱的义军势力。这支脱胎于濠州郭子兴的义军势力虽起事也算较早，但一直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壮大，其根本就在于濠州所处的两淮地区并非是能成就王业之地。在残唐而至北宋时期，汴州（今河南开封）及其周围的两淮地区原本是我国最为繁华的地区。
但到了北宋末年，杜充为了阻滞金国的东路军南下，而下令开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水自泗水夺淮河入海。自此，两淮地区就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黄泛区，灾荒连连，百姓经常流离失所。故而，义军征集不到充裕的粮草财帛用以扩充自己的兵力。再则，两淮地区本就是平原地区，并无险要可守，而利于蒙古骑兵驰腾，且濠州城不但城小，还派系林立，彼此互相不服、勾心斗角。因此，无论是元廷还是其他义军势力都没怎么把郭子兴（朱元璋）这一支力量放在眼中。
但是，自从朱元璋渡江攻占了应天，而在江南站住了脚跟，就打开了其势力发展的瓶颈。江南乃是元廷仰赖的钱粮财赋重地，经济发达、又据有险要，尤其是应天（今南京）被称为“虎踞龙盘”之地。如果任由朱元璋的势力在江南发展，就很难再拔除。尽管朱元璋采取了“韬光养晦”，但陈友谅、张士诚也不傻，也都明白朱元璋会成为卧榻之虎。实际上的“缓称王”，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是麻痹了其政治依附对象--韩林儿。
其二，陈友谅的兵力属性及争夺江南正统。
陈友谅的势力处于长江中上游，兵力又以水军为主，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显然不能发挥其兵力优势。而朱元璋却正处于于长江下游，利于陈友谅的征伐。故而，站在陈友谅的角度上，正可以利用其水军的优势、顺江而下，一举消灭朱元璋。再则，朱元璋占据的应天（今南京）乃是六朝古都之地，历来被认为是南朝的政治中心。应天之于南朝，就好比长安、洛阳之于北方中原。而陈友谅又志骄意满，军事强盛，既已弑君称帝，就更不能容忍朱元璋占据象征南朝（江南）正统的政治中心之地---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