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节目，我们详细解析了史书所见的，官渡之战时，曹操阵营几乎全部将领的职位，尽管他们肯定不是当时参战者的全部，却可以比作“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将军”，这不仅是个资历问题，也意味着对组织的忠贞程度。
而他们的职务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微妙，那就是，曹操军府统辖下的军事体系，仍是东汉传统军制的延续，只不过将平时的大将军军府与战时出征的将军军府进行了常态化的融合。
东汉平时的大将军军府，实际上是以“长史”、“掾属”担当文书官职责，比拟的是“郡朝”中的一般僚属，以统领“北军五校”作为日常的军政职责。
在出征状态下，使持节的将军军府，并不限于大将军，除了“僚属”之外，还会设置“军师”、“参军”、“军祭酒”等职位，比拟的是“郡朝”之中的“治中”、“别驾”及诸“从事”，担任这些重要职务的士人，德高望重，可以随时以“私人代表”的身份集合多个单位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
军府之下，主要的“职能单位”，自然就是“军”、“裨”、“部”、“曲”，其中，“部”相当于现代讲的基本作战单位，偏将军统辖多个“部”，裨将军也统辖两个部，所以，偏将军和裨将军理论上归大将军直辖，实际作战中，则往往由“督将”或“监军使者”直接统领。
比如史涣的“常监诸将”，就是干这个，所以，他以行中军校尉的身份，与议郎督骑曹仁、裨将军徐晃、平虏校尉于禁一同征河内郡，反倒应该是他说了算，这也是东汉的一项政治传统，就是以亲信的小官担任使者，统领有法定职权的高官，比如刺史监州，就是如此，虽然是官名是“历史的史”，称呼上却是“使君”，就是“使者的使”了。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对于汉末军制的“通说”都是错的，比如说某某将军职位更高，所以统兵更多，殊不知，东汉政坛根本不是这么个逻辑。
曹操也好，刘备、诸葛亮也好，还是孙权、周瑜也罢，其实都是在这么一套体系上，随着阵营领袖和将领们职务的水涨船高，而进行的名位上的微调，比如统领偏、裨将军、中郎将、校尉的“督将”，演变为统领一群杂号将军的“都督”。
这套体系，是与东汉社会最常见的“政治关系”相匹配的，“军师”相当于“师友”、“参军事”、“军祭酒”、“领军”、“护军”相当于“私臣”，“长史”、“掾属”自然是“公府吏”，“五营兵”为“部曲”，“偏将、裨将”为“宾客”。
“师友”负责匡正、辅弼，平时由“公府吏”以文书进行管理，战时，则以“私臣”统“宾客”，以主将领“部曲”，从而完成全面意义上的“以亲驭疏”，保障兵权不会旁落到同样拥有“部曲”的宾客手中。
这也就意味着，曹操军府直辖的军事力量并不多，即“五校”与“偏将”、“裨将”，分为内、外两支，以校尉部800人-1000人计算，则“五校”应有4000人—5000人左右，加上单独列二营的“骑兵”，总数最多也就6000人左右，这个骑兵比例已然高于袁绍南下所率的大军。
史书所见，关羽为偏将军，朱灵统三营兵，也应为偏将军，徐晃、张辽为裨将军，领二营兵，则至少有兵10营，也就是8000人—10000人左右。
曹仁以议郎督骑，钟繇曾送马2000多匹，则曹操骑兵有2000多也是合理的。
问题是，关羽杀文丑后，即叛归刘备，而张辽则没有参加官渡之战的记载，反而有破袁绍之后，别遣定鲁国的记载，很可能被留在豫州、徐州之间镇守，也就是说，这4000-5000人，不在官渡。
曹仁的骑兵、夏侯惇和曹洪各自镇守所在，曹洪还有到汝南讨伐叛乱的记录，夏侯惇则干脆只见兴修水利种田。
将上述兵额相加，只有1万左右。
而这恰恰印证了《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的：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当然，这是曹操在建安五年八月，和袁绍在官渡打对攻战败之后的结果，原话是：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