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是中国古代三大选官法之一。一直到隋唐科举制产生之前，九品中正制一直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重要的选官制度，共计存续了四百余年之久。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简而言之便是在选择人才时，不仅要考量才能品行，还要结合出身家世来“中正”品级。所谓“中正”，就是设立各级中正官，来评定人才品级，一共分为九品。中正评定结果，呈送给朝廷，吏部再按照品级给予相应官品。后世的官员品级，正是自九品中正制而来。
九品中正制简示
九品中正制在实施过程中，太过注重家世出身，造就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魏晋时期士族门阀的崛起。而在士族门阀崛起之前，其实中国古代也出现过类似的群体——士大夫，士大夫阶层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完善于两汉时期的察举制，进而逐渐成为两汉官场不可忽视的力量。
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产生与发生，伴随着士族门阀的崛起，同时也是自士大夫在东汉末期“党锢之祸”中逐渐消亡后，士族门阀这一又能左右朝政时局势力崛起的直接体现。东汉末期的士大夫“消亡”
所谓的士大夫，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最通俗的解释可以理解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原本依托于分封和宗法制度下的贵族体制遭到破坏，更多的庶民阶层可以通过才能、战功等裂土封侯。而随着秦汉以来的选官制度完善，尤其是汉朝时期完备的察举制度出现后，底层庶民阶层便有了通过才华、孝廉等方式，进入汉朝朝堂。
那么，两汉朝局当中便出现了诸多出身贫寒却具备才干的官员，甚至还产生了家中世代为官的世族出现，更是有如汝南袁氏这样的数代都有位列三公高位的家族逐渐发展起来。而这些经察举等选官制度得以进入朝堂的贫寒子弟，便逐渐发展成为我们并不陌生的“士大夫”。
两汉时期的士大夫服务于皇权统治者，以经世治国为志，但发展到东汉末期时，桓灵二帝任用宦官、外戚，导致皇权不振，而依托于皇权的士大夫阶层，便有心想要重振皇权。于是，士大夫阶层如李膺、郭泰、贾彪等人，便联合外戚势力，与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交锋，想要清除宦官势力。
但结果以宦官集团的大获全胜告终，士大夫阶层在事后也遭到了报复，免官的免官，禁锢的禁锢，士大夫集团遭到重创。这就是东汉末期大名鼎鼎的“党锢之祸”，接连两次“党锢之祸”后，朝中具有正义之心的士大夫官员，也逐渐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开始逐渐放弃试图改变混乱朝局的努力。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写道：“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具有君子之道的士大夫，职责所在便是“正小人之罪”，以振王庭。但东汉末期的士大夫，在试图挽救汉室颓势之时，却遭到当权宦官的迫害，最终“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实在是让人悲哀的事情啊。遭“党锢之祸”，经察举制等选官制度壮大的士大夫，也逐渐“消亡”于东汉末世之中。
注：士大夫有很多解释，只要是古代王朝参政做官的文人，都可以被称作士大夫。本文当中阐释士大夫“消亡”，仅限于跟之后士大夫遭戕后逐渐崛起的士族门阀对比之用，无需过度解读。士族门阀的诞生和发展
在我的理解当中，其实“士大夫”是据有一些崇高品质的，比如忠君效国等，是据有“大公无私”“为国为民”这类品格的官员。而随着士大夫在朝中受到迫害之后，原本试图挽救汉室政局的士大夫，变得心灰意冷，转而回到各自家族之中。这些士大夫的家族经历累世为官，在地方也有着家学传承、田产、部曲等优渥家世，士大夫转而开始经营家族之后，便逐渐向着“只为家族考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