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是清代帝王出行时的标配，这样做不仅凸显了皇家的特权与威风，而在此举的背后则是由于当时城市街道的肮脏。
在明清两代，南方大型城市如南京等地多采用石板筑路，而在北方广大地区，则多是夯土筑路，甚至于北京这座皇城也只有正阳门外大街、西直门到圆明园等皇帝经常出行的道路才有不惜工本的石板路，其他地区则多是土路。
文人眼中的道路环境
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有记载：“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其中多粪壌，泥溅腰腹···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沈德符以南京、开封、北京三地的比较，含蓄的说明了北京环境之差。
这样的情况从明代一直持续到清末，在老舍先生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关于北京城道路环境的描述就有“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城的道路一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炉。好嘛，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炉里走十里八里，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又有“可是，风又来了，使人感到眩晕。天、地，连皇城的红墙与金銮宝殿似乎都在颤抖。太阳失去光芒，北京变成任凭飞沙走石横行无忌的场所”这样的描写也与明人“燕市戴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相呼应。
为什么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内街道环境如此之差，“恰似香炉”的模样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除了当时北京城外自然环境的破坏，更多的是城内街道建设的原因。清末民初国学大师夏仁虎先生在《旧京琐记》中记载：“北京城市在未修马路之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
为什么会在道路中间有这样一条高出平地三四尺额甬道呢？这就是清代皇帝出行时“黄土垫道”留下的遗迹，在每次皇帝出行都要黄土垫道，用完之后，百姓就在黄土上面倾倒炉灰杂物，久而久之就在街道中央形成了这样一条“路上之路”，不仅横亘于长街，而且也是一座流动的“香炉”。
然而更重要的是当时公共卫生条件较低，城市居民的环境卫生意识也差，当时的人们“便溺多在路途”，甚至地处大栅栏的同仁堂门前就多有人在此随意便溺，但是主人家受到堪舆迷信之说，认为这是“百鸟朝凤”之地，最是兴旺，不以为忤。
官僚眼中的道路环境
当然在老舍和夏仁虎这些大师的眼中，他们所见到北京城底层道路环境较差，那么在上层士大夫的眼中北京城的道路交通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翁同龢日记》中就多次记载北京城“黄沙涨天”“黄沙塞天”“黄埃蔽天”的记载。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翁同龢对于北京这样“黄埃散漫”的天气是非常不适应的。而他和同僚们，最痛苦的还不是这道路上的漫天黄沙，而是下雨。如同老舍先生所说“炉灰三尺”再经过雨水的“滋润”，行人车马的搅拌，北京城，真真变成了一个大泥潭。此时需要出行的官员们面临的是“水深处深及马腹”“泥深处几三尺”“九衢泥淖”的局面。
即使遇到这样的天气和环境，翁同龢和同僚们也还要在道路两旁向老佛爷和皇帝行跪拜礼。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九日，翁同龢与其他大臣共同得到了太后赏赐的扇子和衣料，按照规矩要向太后谢恩。于是翁同龢与礼部尚书崇礼、兵部尚书敬信等人在西苑蕉园门口等待太后驾临，以便当面谢恩。可惜天公不作美，当日黑云如盖，倾盆大雨，翁同龢一行人只得在“道旁泥中西向排班扣头”跪谢天恩，按理来说西苑是皇家园林，道路环境应当较好，可一班国之干城只能跪在泥泞中，足以从侧面证明当时北京城道路状况堪忧。
作为当权者，官僚们没有想过对京城这个首善之地的道路环境进行治理吗？当然想过！无论是皇帝还是有抱负的官员都有整饬北京道路环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