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经历更有趣，地方官直接把他强行装进轿子里抬到北京参加考试。他就一直躲在轿子里不出来，有王公大臣去探望，就装疯卖傻。康熙知道后，说既然进了北京，就算参加了考试，把傅山封为“内阁中书”，然后让人把他再抬回去。4
最后，中央批准的一百七十个举荐名单中，有一百四十多人来到北京参加考试。朝廷旨意下来，说来的都是名士，旅途劳顿不利于发挥才华，而且天气也冷，写字手抖，先休息几个月，明年开春再考。休息期间朝廷提供优厚的食宿，并按照高级公务人员的工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等到春暖花开，这些人被请进皇宫，皇帝亲自接见并主持考试。考试之前，先大摆宴席请大家吃一顿好的。席间康熙讲话，说诸位都是闻名天下的大儒，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所以这次考试不是为了选人，只是走个程序，让大家展示才华的。考试的题目就是简单写一篇文章或者诗词就可以。
有一些人不愿意跟清廷合作，但迫于地方官压力不得不来走个过场，就胡乱瞎写，写出来的诗词不合韵律，还有的文章里边有不少犯忌讳的言辞，故意给清廷难堪。康熙对这些全都不以为意，宣布这一百四十多人全被录取为翰林，并参与编撰《明史》，工资待遇从优。一些名儒还被安排去给太子当老师，向未来的皇帝讲授儒家经典。有的人被录用以后坚决要辞官回家，也一律批准。康熙这一手玩的很漂亮，为自己在汉族士人中间树立起了很好的名声——不介意满汉之分，尊重理学和儒家知识分子，俨然有上古明君的风范。连黄宗羲这种死硬派也被感动了，虽然自己没有出山，但同意弟子万斯同到北京参加《明史》写作班子，后来又把儿子黄百家也派了过去，并在自己的文章中赞扬康熙是“圣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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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类办法，康熙强化了自己在汉族知识分子中的认同感，有效的巩固了清政府的执政基础，推动了清政府从一个蛮族入侵政权，向满洲勋贵与汉族士绅联合专政政权的转变。
康熙的这些做法，有着强烈的“权术”成分。不能说它完全是虚伪的，但若要是说主要是出于对儒家治国理念和汉族知识分子的真诚推崇，那也大错特错。
康熙虽然把嫡长子立为太子，还延请大儒给太子当老师，讲解儒家经典，但把门面装点足了以后，实际行动却大打折扣。
按照明代立太子的规矩，太子四岁以后就要出阁读书，找儒学名师负责教育。但康熙把这个时间推迟了十年，一直到太子十五岁才出阁。
在这十年间，康熙亲自对太子进行教育，先教满文和骑射，再教汉语。康熙晚年对此决定有过解释：“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出阁读书以后，又专门指定一个汉语不太好的满洲学士达哈塔负责监督指导，给他的任务是“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
太子的第一任儒学老师汤斌，已经六十一岁了，是闻名天下的大儒。皇太子刚开始对老师态度还很谦恭，一看汤斌，就给赐座，让汤斌坐着讲。
宋明时期，老师给太子上课，也都是坐着讲的。但到了第二年，从《康熙起居注》中的记录却发现，老师们已经统统变成了站着讲，每天从天亮站到天黑。而且，一旦太子开口说话，就要立刻跪下。太子背书的时候也算说话，也要跪下。老师要跪着捧着书本，等太子背诵完毕，才能起来回到原处。5
史料中没有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但太子读书这种大事，能让规范流程发生这么大变化的，只有皇帝。康熙对让大臣来给太子上课这个事一直不大放心，在太子出阁的典礼上公开讲，自己很担心会有人借此机会“欺隐蒙蔽、肆行奸诡、离间父子”。
他对各个细节都非常关心。根据姚念慈的考证，太子上课的地点一直在随着康熙的办公地点的变动而变动，以方便皇帝随时过来检查教学情况。康熙自己也说：“自皇太子就学以来，朕于听政之暇，时时指授，罔或有间。”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过问。老师们是坐着讲还是站着讲，他不仅是心知肚明，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敲定的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