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法学博士）
在国人的观念中，考试是国家选才和单位用人的最佳方法。一方面，通过考试，可以发现那些智力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另一方面，只要能防止甚至杜绝作弊，考试也是所有考选方法中相对公平的一种。因此，科举考试自隋炀帝发明以来一直长盛不衰，而且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日臻完善，即便由于其禁锢人才等弊端，但它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相应的价值。直到今天，我们几乎在各行各业中，都采用了“逢进必考”原则，以维护选人用人的公平性和正当性。
不过，对于一些需要特殊才能的领域，考试就未必是最佳方法，因为有些技能是无法用几个固定的题目就能检验出来的。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些人不擅长考试，他们可能在漫长的一生中屡试不第，对于这样的人擢用时如果拘泥于考试的形式，难免会让当事人心生反感，也会埋没他们的真实才能。最近读《苏东坡传》时，就发现了苏东坡之父苏洵，因为考试而不愿去应诏的趣事。
从苏洵的“简历”来看，他属于开窍较晚的人，年轻的时候他不怎么学习，“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直到第一次应乡试举人落第，“始发愤读书”。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在教苏轼苏辙二子读书的同时，自己也苦读不懈，考究古今治乱得失，撰写了一部重要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根据当时的情况，只要有名公卿的有力推介，朝廷就可以任命其官职。在北宋嘉祐初年，苏洵“挈二子入京”应试。在途经省会成都时，苏洵去拜谒镇守西蜀的张方平，并把自己的著作呈献出来。张方平对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命他为成都书院教习。然而，苏洵却志不在此，张方平遂写信给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力荐有“王佐之才”的苏洵。
到达京都后，苏洵将其著作向欧阳修呈上，对于这位文坛盟主，当时的人能一见并获得他的恩宠，“足以使天下之士子一慰其梦寐之望”。而欧阳修之所以能深获学术界的敬爱，则是由于“他总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张方平与欧阳修两人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但在举荐与赏识苏洵这件事上，两人却都未意气用事，由此也足见张、欧二人的胸襟与格局。欧阳修欣赏苏洵的才识，“称其文有长厚之风，并荐洵于朝”，苏洵也因此而认识了更多的高官显宦。只不过他的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之中，并未留下什么好印象”。当然，苏洵自有其骄傲的资本，不仅其文章深得时人的赏识，而且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在考试中以优等得中，尤其是苏轼，以二十岁的年纪成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中几乎名列榜首，“父子三人名动京师，后生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这样的人生，自负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苏洵得到欧阳修等官宦的赏识，以为很快会有对其任命的消息，可是等了一年多以后，宋仁宗才降下圣旨，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舍人院考试为宋朝选拔官员的“召试”中之一种，应文科试者，或为特旨诏试，或者为被荐举之人，试以诗、赋或策、论，考试合格者即授秘书省官。苏洵为欧阳修等人所荐举，所以参加舍人院考试也属正常。只是其时的苏洵，虽有报效国家之心，但却因此前历年落第之挫折，对考试产生了恐惧心理。于是他给皇帝上一奏折，不肯应诏。他给皇帝的理由，虽以年老多病为辞，但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吐露了心声，他叙述其年轻时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和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时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这应该是数次考试给苏洵留下的心理阴影，以至提及考试，他就会产生心理抵触。第二年，仁宗又颁下圣旨，并未言及给予其免考资格，因此苏洵的做法是再度辞谢。后来，苏洵在宰相韩琦推荐下被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则与考试无关了。
苏洵给友人的抱怨不无道理。他认为，欧阳修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是因为他写的《权书》《论衡》《几策》等这些文章言之成理，如果朝廷认为他说的可信，又何必用考试来了解他的才能？如果认为他平日里的深思熟虑仔细考究没有价值，那么他在一天时间里应试时的仓促回答又怎么能信呢？从这一点来看，苏洵对考选方式的反感，倒不仅仅是因为惧考，而是对这种模式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