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诗作中也会流露出对汉朝统治者的否定之意，如太宗皇帝在《帝京篇十首》中咏叹：
“岂必汾河曲，方为欢宴所”
还在《临洛水》一诗中慨叹：
“岂必汾阴曲，秋云发棹歌”
这并不是他真的认为汉武帝的“汾阴之宴”真的要不得，而是基于自己缔造清明世界，君臣得以共享欢乐的自豪心理。
盛唐诗歌中的一般性的奉答酬酢诗、咏怀抒情诗及咏物咏史诗依然延续了初唐时期的“汉朝情结”，在一些典型的政治、社会事件、地点上选用汉朝人事来比附本朝。
而这一时期 “汉朝情结”在边塞诗歌的表现，则有了十足的发展与演进。
在盛唐的边塞诗歌中，诗人不但与初唐诗人一样，借汉朝名将来比拟本朝将领，借汉军的胜利来歌颂本朝的武功，而且他们选取的汉事更为宏大，气势更加凌厉。如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的：
“不破楼兰终不还”
安史之乱前后持续近八年，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沉重的打击，许多还沉浸在盛世美梦中的诗人被惊醒。这个时期的诗人在以汉人自比的时候，往往少了份豪气，而多了份沉郁。
同样是以扬雄作比，杜甫就没有初唐王绩的从容自得，他在《堂成》一诗中写道：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就反映了自己面对时局消沉的心理。
在歌咏汉时才子的诗中，也往往将重点放在他们怀才不遇、命途坎坷的一面，而不是热情地歌颂才华了。
晚唐诗中“汉朝情结”的表现，基本延续了中唐诗的风格，程式化现象依然突出。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表现的话，那就是咏史诗了。
晚唐诗人对政局的失望，对现实的不满，使得他们诗中的讽刺性大大增强，而其中艺术性较强的诗作，尤其是咏史诗，往往会借助对汉朝史事的评价委婉地表达对现实的讥刺。比如杜牧的《月》：
“三十六宫秋夜深，昭阳歌断信沈沈。”
结 语
唐诗大量采用汉典，表现出强烈的“汉朝情结”，这就把把汉朝那段辉煌的珍贵的历史，用极富艺术意味的方式梳理、表现出来，而且使之与另一个盛世——唐朝的史实交相辉映。
唐诗的这一艺术特色也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乃至整个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后世常常“汉、唐”并称，与唐诗的“汉朝情结”不无关系，而且经唐诗整理过的汉朝典故越来越为大家熟知，使得中华民族很多优秀的民族精神能够以更为艺术、更为精炼的方式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