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当欧洲人举起理性的旗帜向中世纪封建神权宣战时,从自身需要出发,为论证自己的信念与观点,对中国的评估不免有夸大,而经过长期封建文明调理的中国又确实比中世纪的欧洲进步,认识上的偏颇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二:是西方社会经历中世纪黑暗后,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的现代文明,东西方的差距发生了位移,西方社会的进步昭昭在目,中国社会却仍然停留在田园风光的时代而没有移动,中西方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历史落差。
其三:19世纪初期西方学术思想的长足进步也为欧洲人提供新的对比角度。西方人日益强调的是个人自由。竞争意识,向外探求的精神,民主观念作为参照系的中国儒家精神就显得僵化、封闭,丧失灵性而失去活力。
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商品经济的重炮最后摧毁了小农经济的万里长城,西方的自我优越感在事实面前作了验证,从此,西方人就用轻蔑态度来观察中国。
二、中国人西方观的转换
鸦片战争前,“唯我独尊”、“天朝上国”的精神支柱长期支配着中国人的西方观。在这种观念下俯视西方世界及其居民,被视为“蛮夷小邦”,“化外之民”。尽管中西方有过有限的通商和贸易来,那也只是建立在古已有之的“怀柔远人”德政支配下的某种恩赐。这种自我文化中心主义支配着清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盲目排外,闭眼不看世界,拒绝了解西方,更谈不上学习、借鉴。
16世纪中期,西方一部分早期殖民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人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和武装摩擦。本来,这时期中西方差距不大,如果能在交往中了解对手,在了解中建立联系,在联系中取人之长,或许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有所帮助。但遗憾的是,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始终不愿了解对方。西方人讲世界并不只有中国,而有五大洲四大洋,中国人常鄙之为“狂诞荒谬”。凡有关介绍海外的书录,一概斥之为“海外奇谈”。西方先进的科技,被贬为“奇技淫巧”。
乾隆晚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来华,看到乾隆皇帝的“出狩图”中使用的都是长矛弯弓,觉得不理解。马戛尔尼就向清朝将军福康安提出演习欧洲的火器给他观赏。马戛尔尼满以为他的想法会使这位将军十分感兴趣,哪晓得福将军却说,看也可,不看也可,“蛮夷小邦”的火器操法有什么稀罕,哪有“天朝上国的大刀长矛管用。
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城下求和的耻辱,极大地震撼着清朝的人们。英国以海军炮舰为先导的分割中国权力的要求,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人们感到这一次的战败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战争失败都不同。这是旷古未有的‘奇变”。
不过,震惊并不意味着整个朝廷放弃了“华夏中心”的文化意识。一部分参与战争的人,像奕欣、琦善等人,他们虽然承认西方“船坚炮利″,武器先进,那不过是推卸战争失败的托词与自解,并不能说明这部分人对西方世界有什么认识。畏惧驱使他们步步退让,以降求和。另一部分在战争结束前后与西方办交涉的官吏,他们认为西方天性难测,贪婪狡诈,唯利是图。因而,这些人主张并实践着“小人贪利”的原则,尽量给西方人以安抚施利、迁就,希望能用这种政策来限制西方人的贪婪心理,以换取自身权利不受过多的侵犯。
但是确有数量不多的爱国志士能从反省的角度出发,睁眼看世界,从对比中找差距,以寻求救国救民的自强制夷之策。林则徐、魏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林则徐,魏源等人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了一套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自强御侮、安邦治国之策,从而打破了长期固居封闭的思想体系,标志着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西方观的重大转折和突破。
中国人西方观的转折在哪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