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纸“征集文物通启”，固然有其为展览筹措之初衷，可亦不妨视作营造学社以学术团体的微薄之力，试图向民众普及圆明园遗物文献的概念与认知，试图令民众意识到圆明园遗物文献的价值与意义。这一开展之前不久公开征集展品的方式，可能并不能真正征集到多少珍稀瑰宝，可这一方式本身，不正是一次难得的知识普及与文化宣传的契机吗？
时至1931年3月21日，“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正式开幕，观者踊跃，报道如潮。
1933年
“圆明园专号”学术杂志面世
“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之后数日，1931年4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一期印行。
这一期学社汇刊，确有不少关于“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与圆明园建筑史研究的内容，且向达所撰《圆明园罹劫七十年纪念述闻》一文，也再次发表其上。此文的影响力，也随之由公共文化领域延伸至建筑史学专业领域。
虽然涉及圆明园研究的内容，占据了这一期学社汇刊的主体篇幅，可学社方面并没有因之将这一期刊物命名为“圆明园专号”。究其缘由，是比较复杂微妙的。
“圆明园专号”
不难发现，在此之后的数期学社汇刊中，会不定期地刊发一些关于圆明园的文章，这表明对圆明园遗物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建筑学与建筑史学方面的专业研究，已然成为营造学社的长期工作项目。同时，圆明园的相关研究，限于遗物文献的搜集、甄别与整理工作困难重重，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并不能一次性“结案”，也无法阶段性“定案”，只能断续零星地予以探索。恐怕也正因为如此，学社方面对汇刊主题的设定，无法如同“河北地区古建筑调查专号”或“中国塔式建筑专号”之类的处理方式，来定义与印行这么一期“圆明园专号”了。
经过两年的相关文献资源积淀与工作积累，曾与营造学社共同组办“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的北平图书馆，终于奉献了一期“圆明园专号”杂志。
梁思成塑像 新华社
综上回顾，归结起来，在一篇纪念文、一场展览之后，向、梁二人之所以在圆明园海外史料译介方面没有特别突出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二人各自在中西交通史与中外建筑史方面致力颇勤，因而忽略或再无精力从事搜求与研究圆明园遗物与文献。二是因时局所迫，客观条件所限，二人1937年之后的学术生涯，与圆明园研究所关涉的资源与机缘，已渐行渐远，无从拓延与深入了。三是因二人各自的学术兴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人在圆明园研究方面的侧重点，只在于相关历史文献文物与建筑遗物遗迹的领域，从而放弃了对曾被英法联军劫掠的那一部分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探索。而流散文物的研究与相关信息，恰恰又是最吸引中国普通民众的部分。“圆明园罹劫”之后，无论道听途说，还是捕风捉影，“藏宝”、“夺宝”与“鉴宝”的相关信息，总是以“传闻”或“掌故”的形式，绵绵不绝地流传于中国民间。
无论如何，向、梁二人在后来的圆明园研究中隐而不彰，各自执守于各自的专业领域，这一学术史上的既成事实，已勿需赘言。当然，二人曾经贡献与参与的那一篇纪念文、那一场展览，所起到的“启蒙”与“普及”作用，自然也是有目共睹，更无可置疑的了。
接下来，仅从公共文化领域而言，中国民众最需要披露与研讨的，理应是原本陈列收藏于圆明园中，后来被英法联军劫掠而去、流散海外的那一批文物了。这一领域内的学术研究，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转化而来的公共信息，似乎是顺理成章、继之而来之势了。
然而，就在中国民众渐渐从圆明园各式模型、图样中，体味到眼前这一片残柱碎瓦之遗址曾有的富丽宏伟之时，这所“万园之园”的绝世园林中曾经陈列的奇珍异宝，下落如何、今归何处的话题，在当时还仍然不是公共文化领域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这样的话题，还仍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公开发表意见，甚至是连一般知识分子都难以置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