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短短十六个字包括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位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同样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帝,称呼的格式怎么不太一样呢,汉和唐都是朝代名称,这个好理解,重点是后面两个字,“武帝”和“太宗”。其实啊,“武帝”是谥号,“太宗”是庙号,两者还真有很大不同。
谥号是帝王驾崩后,继任者或大臣们对其的褒贬评价,“文”、“武”这些都属于褒义的评价,“炀”就属于很恶劣的贬义评价,如隋炀帝。庙号则是帝王驾崩后立身于庙中被供奉祭祀的称号,西汉时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就没有庙号。但是,这么崇高神圣的称号也会被滥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混乱,政治更迭频繁,各地各族武装势力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庙号原本的审慎取用原则被踩得稀巴烂,已然成为每一位皇帝都能享受的荣誉,不管其德行是否配位。简而言之,谥号是评价一个人(不止帝王有)生前的功过是非,庙号是帝王驾崩后被子孙供奉于庙时的称号。
那么,李世民有谥号吗?答案当然是有,那叫什么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李世民的一生与军事紧密相连,从鼓动李渊起兵建立大唐,到纵横疆场大杀四方割据势力,为大唐统一立下不世功勋,再到玄武门之变、亲征高句丽。种种光辉武功事迹皆表明李世民是个“很能打”的皇帝,谥号怎么说也得跟“武”字挂上钩吧。然而世事就是这么奇妙,李世民一开始的谥号竟然是“文皇帝”,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因为李世民他爹李渊的谥号是“太武皇帝”,作为儿子,为了避讳,“武”字肯定是不能用的。别小看讳名这种事,古人是极其重视、非常认真严肃的。先秦时期,农历的正月不叫“正月”,叫“政月”,意思是朝廷在每年的第一个月集中颁布政令,以指导接下来一整年里地方百姓的生产生活,后来为了避秦始皇赢政的讳,就把政月改称正月。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但“病已”这名字在民间有太多人用了,登基后汉宣帝体恤民情,不想让民间深陷大规模改名的麻烦,就自个儿改名为刘询。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李勣,原来是叫徐世勣,因忠诚被赐姓李,于李世民坐上皇位后,为了避皇帝讳,就去掉名字中间的“世”字,成了“李勣”。
当然,上面的描述只说明了李世民的谥号为什么不能用“武”字,却没有解释为何用了“文”字。其实李世民的武功赫赫,文治也不差,“贞观之治”可是历史上有名的盛世。李世民即位之第一年,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米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与一匹绢相当,第二年,全国多地发生大蝗灾,蝗虫所过之处,庄稼不留,第三年,又发生了洪涝。先前被迫立下渭水之盟的大唐帝国此时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难过后一灾接着一灾,整个国家似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到了第五年,在李世民和各级官员的勤政抚育之下,百姓惶惶不安的内心逐渐平息下来,当年天下粮食大丰收,流散的百姓都回归乡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一年被判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贞观之治无疑是成效卓著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富足,国家一片繁荣景象。这里有个故事,是真实记录于史书上的,可靠性很强。说的是唐太宗让400个死囚先回家探亲遗别,后死囚自行归狱等待秋后问斩。《资治通鉴·唐纪》: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这400个死囚在获得李世民的回家省亲的恩赐后,并没有借机逃跑,而是在与家人痛哭流涕告别之后,所有人都自行回到长安牢狱,坐等来年问斩。这则故事所流露出来的唐太宗的悯民之心和死囚们的感恩之心,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清气正、官民崇信守诺。文治之美,可见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