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圣贤也有时代的局限
不管是谁,也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身份的局限,即使他是圣贤。
就如王阳明,不管是爱护百姓,还是对土匪下狠手,都有他作为官员这一角色的原因,无论如何他都逃避不了官员这个社会角色,当他中科举,走进官场的一刻起,就注定,他要为整个大明朝、为皇帝着想、服务。
就比如,他在江西请求暂缓征税,除了对百姓的情感,还有着防范民变的考量,这在他给皇帝的上疏中他曾多次提到。
而他着力的剿匪,虽然是为民除害,但与维系明王朝的统治也密不可分。
而不管明武宗是多么荒淫无度,他作为臣子,都对其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即使当年他被刘瑾陷害,贬谪到贵州龙场,他也没有怨恨过皇帝,但其实,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就是明武宗么?倘若明武宗不是那么昏庸,如何会让一个太监把持朝政、肆意妄为呢?
其实不仅是他,历史上的圣贤又有谁能脱离时代的局限呢?哪怕如我们熟知的孔子,不也在意图恢复东周的礼法,极尽保守么?
圣贤不是完人,对于他们,我们不仅要从他们伟大的一面出发,也要更加全面的看待他们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看到的,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2.狡诈与心狠是为了追求终极目标
马丁路德曾说过: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
对于圣贤,如王阳明,他的价值观也是如此,在他心中,更多人的福祉才是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最高道德。
在这个终极目标前,个体的自由与生命可以被牺牲,自己的名声与道德也可以被忽略。
如果杀一个人、几个人,可以拯救更多人,那他会毫不犹豫的下手,甚至使用儒家所不耻的诈术。
是的,为了终极目标,为了他心中的珠穆朗玛峰,他会不择手段。
这从王阳明的剿匪经历中我们能清晰的看出来。
上文我们提到,王阳明曾经给土匪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做过这么一个比喻,他说大家都是朝廷的孩子,现在就好比一家的父母有十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悖逆,要害其他人八个孩子,这时父母必须要把那两个孩子杀掉,以保全其他孩子。
他要剿灭的土匪就是那两个孩子,其它百姓就是那八个孩子,为了保障更多人的安危,他宁愿杀掉那两个不肖子。
在剿匪期间,实行十家牌法这样的恐怖治理,也是同样的道理,为铲除土匪,保一方平安,即使牺牲一些人也在所不惜。
在大义面前,道德是可以被突破的,孟子曾说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所以当王阳明在诱杀池仲容时,从道义上,其实他是没有负担的。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狡诈甚至是心狠,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众人,不是为了私,而是为了公。
这其实也是东方与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在西方来看,人人平等,个人没有剥夺他人生命与自由的权利,为集体利益也不行,所以才会有那道道德难题:当火车来时,一个岔道要撞五个人,一个要撞三个人,你怎么选择。
也所以才会有,疫情之下,一些西方国家还在为强制戴口罩是不是影响了人们的自由的讨论,甚至发生抵制戴口罩的游行。
虽然王阳明在使用诈术的时候技术娴熟,内心正大光明,但是从感性上讲他的内心其实也是痛苦的。
在记录王阳明形状的《年谱》中曾记录过这么一个事。
在用计把土匪池仲容骗到南昌斩杀之后的当晚,王阳明“自惜终不能化,日已过未刻,不食,大眩晕,呕吐”,也就是说,对于没能感化池仲容,以致最终不得不把他杀掉,王阳明感到很难受,吃不下饭,甚至是眩晕、呕吐。他不是非要用各种办法整死别人,其实也是迫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