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宋夏之间双边交易红红火火的展开了起来。有多热烈呢？朝聘之使，来往如家，牛羊驼马之产，金银增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甲宵尘委，养生送死，各终天算。可是，这种花钱买来的平和，注定不是持久的，李元昊开端一再对北宋用兵了。
在花钱买平和的思维指导下，“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整个北宋弥漫在“全国久安”的气氛之中，以至于很多朝臣失了进取之心，边关将士畏敌避战，“边防机要，置不复修”。而在这期间，西夏却没有闲着。经过几回打听，李元昊总算探清了北宋“外示雄壮，其间空泛”的实质，“颇窥边境”成为一种常态，北宋的对策仍然是“束缚边部，毋相攻劫”。
北宋的这种含糊情绪，助长了西夏扩张的态势，在侵回鹘、略吐蕃后，西夏根基已稳，李元昊总算腾出手来对立宋朝了。“点其军作五头项,每头项作八溜,共四十溜,胁降属户,悉坏沿边篱落,七百里中兵烽不停”，其兵锋直指渭州、长安，李元昊乃至喊出了“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慷慨激昂。宋朝这才意识到，折腾了几十年，原来是“养虎为患”，便开端安排军事力量，目的坚守阵地，但为时已晚。
三川口、好水川之战，宋军皆败，这更是给北宋当头棒喝。魏公（韩琦）还至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皆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而归乎？”哀恸声震六合。魏公不堪悲愤掩泣，驻马不能前。
西夏不断南下抢掠，给边地大众带来了极大灾祸，李元昊不只掠取生计物资，为强大西夏规划，还一再迁内地人口至西夏，“今老弱罹杀戮,而壮者悉被驱虏,将来纵有归业,皆家资荡然,不能自耕其田土”。这种掠取对社会的损坏极大，导致民田“尚多旷费”，在一段时间内，宋朝为防止边地大众被掠取，将其内迁，此举也导致了很多农田“无复农作”。为了应对李元昊的进攻，宋仁宗开端了大规划征兵。
到庆历年间，戎行现已到达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比宋真宗多出三十四万余人，这其间，有二十几万是新增在宋夏近两千里的边防上。“输挽供应 ,全国为之劳敝”，为了供养这个巨大的戎行，北宋财务的六分之五都用在了这上面，“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为了应对严峻的财务赤字，北宋采取了近乎涸泽而渔的方法，“凡百全部，无一不征”。
欧阳修从前说过这么一个事例：河东买扑酒户，有开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业已破，酒务不开，而空纳课利，民间谓之蒿头供输。臣昨至忻州，据大众陈明状称，元有盖顺天禧四年买扑酒务，至乾兴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陈明等蒿头代纳，至今二十五年。人都没了，还要缴税？在宋夏接壤当地，大众面临的压力更大,“凋残尤甚”，重压之下的成果便是“全国之土不耕者多矣”
边地呈现了大规划的弃耕、弃牧现象，更严峻的乃至“父子配偶携手赴井而死者”，从朝廷税赋的视点上说，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财务赤字。西夏人口高峰时期不过三百万罢了，可是，李元昊在向宋朝发起冲击的时分，容易便能集结三十万，十抽一，这是典型的全民皆兵。在西夏，十五岁以上，六十岁以下都是国家的兵员。
依据曾巩的《隆平集》记载：其部族一家号一帐，男年十五以上为丁，有二丁者，取正军一人、担负一人，为一抄。担负者，随军杂使也。四丁为两抄，余为空丁，愿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担负，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战役，而得军为多。尽管西夏对北宋胜多负少，但这也不意味着西夏能够无忧无虑。
跟着宋朝边民内迁，李元昊可掠取的东西越来越少，以至于“今用兵数岁,虽战屡胜,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办一日之费,向来之积费已尽矣”。竟然抢不到东西了，这咋整？别的，西夏实施的是军需自费准则，也便是说，出征战士的全部费用，包含盔甲、刀剑、马匹等均自理，“因累年用兵，蕃界劳扰”。落井下石的是，宋朝对西夏全境封闭榷场、中止互市。这样的成果便是西夏境内“尺布可直数百”，“民间升米百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