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宋代，租牛耕地是农村非常普遍的现象。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也都是几家合养一头牛，能够独自“抚养”一头牛的，都被称为“大户人家”。
再退一万步说，就算有人运气爆棚，解决了一切困顿开荒成功，就能过上“喂马劈柴浇灌耕地”的田园生活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
要知道“苛政猛如虎”可不是书上随便编撰的故事，封建王朝的盘剥，足以让一家普通农户“扛不住”。
前面我们讲到，为发展农耕经济，朝廷也会出鼓励农民的“优惠政策”，但这也仅仅是短期的。只要时间一到，该收的租，该收的税一分钱都不会少。
比如以“仁政爱民”称著的宋仁宗年间，头上还有“包青天”为民主持公道，但沉重的赋税一点都没减过。
除了日常的“二税”外，农民的农具、牛皮、盐、铁等十几种名目，都要再附加交税。稍微有钱的富户还要被抓去做劳役。这也是为什么大宋年间，三个世纪里闹了四百多次农民起义。
按道理，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都送牛又送全套工具鼓励农耕了，并且明初号称“轻徭薄赋”，这时候农民的日子应该越过越旺十分幸福才对吧。
事实上，前期确实如此，但到了明朝中后期，该来的还是来了。不仅赋税不知不觉涨了起来，还变着法子增加收税方式。
比如明朝弘治年间，东南地区就通过“折变”的方式，将农村赋税增加了五十多种附加税。万历年间，又再次增加了三倍多。
地还是那些地，但赋税就如滚雪球一般，越收越多，自耕农都是苦不堪言。
于是，千千万万交不起税的农民就沦为佃农，只能为地主卖苦力打工养家糊口。
南方佃农已经难以为继，在生产力低下的北方农民处境就更糟！
因为同样的土地面积，但生产力可能只是南方的一半都不到，但赋税还是一样得交，这些银子从哪来呢？地主自然要更严重剥削佃农。
可怜的农民穷到连饭都吃不上，却还要给地主背上重重的赋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