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金扣器具，用银扣者毋得涂金。”
耀州窑虽无“扣器”记载，过去似也未曾发现其实物，但耀州地方官府向宫廷进贡瓷器却是有据可查的史实。早期不说，北宋中后期就至少有两次，时间分别为神宗元丰（1078－1085年）和徽宗崇宁（1102－1106年）年间。而这两个时间，也都与吕氏家族墓地的年代相合。由此看来，上述“扣器”的来源，或与当时耀州窑进贡有关。
从五代越窑的情况看，贡器通常是按“官样”烧造的，贡窑往往还要接受官府“置官监窑”。南宋庄绰《鸡肋编》在谈到龙泉窑贡器生产时也有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的说法。虽然从《中兴礼书》等文献上看，“制样须索”的器物均属仿古祭器，但无庸赘言，对瓶、盏、盘、盂等“燕器”（食具）的烧造，无论造型还是釉色上，官府也一定会有不同于一般民用器的标准和要求。总之，“燕器”同样非寻常之物，这大概也就是吕氏家族墓地出土“扣器”之所以有别于普通耀州窑青瓷的原因了。
至于贡器是如何进入吕家的，这个问题似乎也不难解释。由墓志及随葬品所刻铭文得知，吕至山为吕大观之子。大观早亡，事迹不详，然其“兄弟之既多且贵而皆贤者”。如老二吕大防（1027～1097年），身居高位多年，哲宗时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与刘挚等几位宰执同掌国政，常受到皇帝赏赐；老六吕大临（1038－1093年），则以博学多识名世。他精通六经，对金石学也深有研究。他编纂的《考古图》收录古铜器、古玉器200余件，并详加考订。哲宗以来古器物方面的收藏与研究成果，对后来包括官窑瓷器在内的宫廷礼器或官家用物的形制设计当有直接影响。我们知道，约在神宗年间（1078－1085年），宫廷祭器如盦、簋、尊、豆等已由过去的金铜器改用陶瓷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2），这个情况在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瓷器中或已有所反映。如Ｍ9（吕英墓）出土的耀州窑青瓷簋（图18），即仿自西周青铜器。
▲（图18）耀州窑青瓷簋
吕氏家族墓地M9出土
此物与彼物（扣器）虽工艺有别，但都应属皇家及臣僚用物。那么，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再说回吕至山。此人生前有一个文散官（有官名而无职事）承议郎的头衔，家中也多有蓄藏。他墓中除“扣器”外，前面已提到的五代宋初青瓷执壶（口沿及足根等处也镶有银扣）以及三足歙砚、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等，也都应是等级较高、“为世之珍”的官家用物。
探究这批“扣器”的来源，或还有一个线索。宋人叶寘（zhi）《坦斋笔衡》记载：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由此可知，在当时宫廷指令汝州烧造青瓷的同时或稍后，耀州等地也有与之相类的产品了，根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越窑古秘色，汝窑新窑器”的说法，还可推知，汝窑奉命烧造“新窑器”的时间应距宣和朝不远，有学者认为是在北宋哲宗至徽宗年间。这个时间段与吕氏家族墓地的年代也大抵相合。
据此推测，上述“扣器”很可能就是耀州窑烧造的与汝窑相类的产品，套用徐兢之言，也可说是耀州窑的“新窑器”。作为地方贡瓷，这种“新窑器”既不同于耀州窑普通青瓷，也与直接奉宫廷之命烧造的汝窑青瓷有别（二者在形制、釉质与釉色以及支烧工艺等方面均不同），独具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瓷器贵重却非珍玩之属
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瓷器按用途可分为食具、茶具、酒具、香具以及花器、祭器等，基本属日常用器，各类器皿及其配套组合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出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特点。比如茶具，数量较大，配套完整，几乎件件精美，其中不仅有耀州窑制品，还有在当时市场上等级可能更高也更为“宜茶”的建窑黑釉瓷等。据史料记载，建窑的黑釉兔毫盏大抵从北宋中期以来成为“斗茶”用盏之上品，至迟徽宗时更为宫廷所用。目前北方各地出土建窑黑釉盏的报道似不多见，吕氏家族墓地Ｍ５出土的兔毫盏（图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