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有宰相器”，而参与王叔文改革，他必定会有一些谠言直论，切中时弊，匡世有利吧，他不被用，也是必然的。他在《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中崇敬前辈诗人贺知章，慨叹“偶因独见空惊月，恨不同时便服膺”，也是他知音难求之叹了。可是，即便他与贺知章同代，得到了贺的赞赏、推举又能怎么样呢？李白得到了贺知章“谪仙”的赞举，得到过供奉翰林的一时荣耀，到头来还不是照样恓惶悲凉？“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庙庭偃松诗》）刘禹锡希望能有高情之人，见危难而伸出援手，好心扶持，他也只能够借物喻人，吟咏一回罢了。他在此诗的序中说侍中后阁小松“不待年而偃”，虽有“烝相晋公为赋诗，美其犹龙蛇，然植于高檐乔木间，上嵌旁轧，盘蹙倾亚，似不得天和者。公以遂物性为意，乃加怜焉，命畚土以壮其趾，使无欹，索綯以牵其干，使不仆。舆漱之余以润之，顾盼之晖以照之，发于仁心，感召和气，无复夭阙，坐能敷舒。”这就把诗人的用意说得更明白更直接了，刘禹锡是以遂物性为宗旨的。遂物性，发仁心，古往今来，诗人智者多所呼唤，可惜伐性之斤斧比诗哲的呼唤来得更无情，更残酷，那似乎是不可抵御的。
有遂物性叹知音的情怀，刘禹锡的不平之气自然也是强烈的，他的一些诗句，绝不可简单地看作是发发牢骚。他的《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是贬连州刺史，在道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后所作。诗句含涉讥忿，执政不悦，又贬播州。柳宗元以为播州僻远，非人所居，刘禹锡有高堂老母，愿以自己所贬柳州与刘禹锡调换；大臣们以至宰相裴度也为刘禹锡求情，刘禹锡才改为贬连州。距前诗十四年后，刘禹锡复为主客郎中，再游玄都观，观内“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这真是人非而物亦非了。刘禹锡赋诗《再游玄都观》记慨：“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权近闻者，更为鄙薄之。刘禹锡是万劫不复了。良知不泯的诗人，他是不会屈从于权要，专门献上谀诗颂词的。他纵然在诗中偶尔挟带了一己私愤，他触及的总是普遍性痼疾，朝向终极真理。玄都观里的桃树，记下的难道不是政要更替世情人性吗？
刘禹锡与柳宗元一同参与王叔文改革，一起坐贬，柳宗元还曾经行大义要与刘禹锡调换贬地，刘禹锡与柳宗元唱和的诗却极少，远远无法与白居易相比。大概，柳宗元的凄苦难以与刘禹锡较为达观的性格唱和吧。刘禹锡与柳宗元相关的诗，有几首都是写在柳宗元逝后的，《重至衡阳伤柳仪曹》，是一首吊亡诗。刘禹锡在小引中写道：“元和乙未岁，与柳子厚临湘水为别，柳浮舟适柳州，余登陆赴连州。后五年，余从故道出桂岭，至前别处，而君没入南中，故赋诗以投吊。”不读诗，只读小引，便伤怀满纸，不胜今昔了。读过这首诗，再读柳宗元在世时刘禹锡写的《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时光仿佛倒流回去了，哀猿长啼，回雁目尽，愁肠无限，别意绵绵，刘禹锡不是那个与白居易酬唱的刘禹锡了，他少了闲适，多了哀愁。他的“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杨柳枝词九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没有来由的空话了。
像他的好朋友白居易会因歌女舞姬引发情怀一样，刘禹锡也写过《泰娘歌》这样的诗。“舞学惊鸿水榭春，歌传上客蘭堂暮。”“低鬟缓视抱明月，纤指破拨生胡风。”华赡浏亮的诗句，让人想起白居易的《琵琶引》，但总体看却不如白居易的那首名诗。虽然诗中也有“山城少人江水碧，断雁哀猿风雨久”，“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的断肠哀怨，然而总不能与“座中泣下谁为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相比，是刘禹锡没有把自己的身世遭逢摆进去吗？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刘禹锡是长于把自身的感慨叹惋与兴亡盛衰之感联系起来的，他本是主观性极强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