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应砌同时代的刘珍等撰写的《东观汉纪·贾逵传》也写有：公元七十六年，汉章帝命博士贾逵给学生讲《春秋左氏传》,曾赐予用竹简及纸写经传各一部；晋人袁宏的《后汉书和帝纪》记载：邓贵妃于公元102年即皇后位后，命各地每年上贡纸、墨，以供书写之用。
这些记述足以说明，早在蔡伦以前就有了纸和用纸写成的书本。此外，在甘肃居延出土的汉代木简中，还发现有“官写氐”的字样。据有的专家考证，“氐”即纸字的省文。还有的木简上写有“五十一纸五斤”、“二纸自取”等字样。居延木简属于西汉中晚期，这应是有关书写纸的最早记载。
不同意见的学者则认为，上述记载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既然光武帝时已有了不同质地的书二千辆，其中麻纸书本就以百分之十计算，也该有二百车之多，但是何以至今出土的只有成千上万的竹木简札，而从未发现那个时代的麻纸书本。在我国丰富的古文献中，恰恰找不到关于“西汉麻纸”的具体记载。甚至连任何足以正确理解为西汉麻纸的迹象也没有。直到西汉末年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皇家图书馆校对天下存书二十余年，共校图书13,219卷之多。
无论是汉代所存的大批各类书籍，或缮写的清本，据史籍记载，主要还是竹木简书，也杂用一些缣帛。至于是否有纸本书，或以纸为底缮写清本，都没有史料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