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北伐开始，领导战争的是主战派，然而其中也不发主守派的参与。特别是史浩，他虽不支持北伐，但却为北伐提拔了一群积极抗金的主战大臣，比如说陆游。而且，史浩也为取得北方地区的支持，争得舆论导向做出了贡献。
梁克家“在政府与虞允文可否相济，不苟同”，在募兵问题上与虞允文积极商讨;周必大也为解决军队中的弊端，比如招募、选练、奖惩制度等都提出过中肯的建议。
臣闻怀远图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特在于要近效守常格太过耳。
然而，主守派宰相带来的弊端也不少。
（一）动摇人心。在北伐问题上，主战派与主守派争论不休，各执一词。每当主战派凝成一气想要出兵北伐时，主守派总会“长篇大论，加以阻挠”。谁也抵不住唇枪舌战，纵使最后北伐还是进行了，主战派却已然不能凝成一气，这也是主战派慢慢转化为主守派，最后竟然没有“人气”的原因。
（二）向主和派妥协。为了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主守派逐渐与主和派达成一致，一同求和。在联合势力的围攻下，主战的声音逐渐减弱，而主守派也慢慢确立了“今日之和所以成他日之恢复”的方针。然而，这之后数年也未见其恢复之举。
结语
虽然主战派主守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强军兴宋，在与军事密不可分的外交上也是如此。
陈康伯、陈俊卿、虞允文、赵雄等人，都曾为改变宋对金的屈辱地位，尤其是受书礼——宋帝代行接书匣合门使的职务。
主守派相对于主战派来说，缺了点“硬气”，却多了份“理性”。以周必大为代表的主守派没少为维护国家尊严，尤其是与接见金使的过程中，其态度温和却又不辱使命。
总的来说，孝宗朝的宰相受制却不低迷，或主战或主守，方式不同，但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无论是主战或是主守都不够，南宋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不仅要身为表率，还得将这种影响落到实处。绍兴和议后二十多年消极保守的氛围，宰相群体虽有过改变的想法与努力，然而却未能力挽狂澜。
当然这只是后人言，在大环境下想要改变想要革新，何谈容易？
参考资料:《宰相群体与南宋孝宗朝政治》《论宋代皇权》《论宋代相权》《宋孝宗传》《宋孝宗及其时代》
消极的一方面也很明显。按理说，孝宗锐意进取，主战派宰相各个殚精竭虑，宋朝的军事怎么也得取得一定的战果吧。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究其主要原因还是那句话——“无恢复之臣”。
这时肯定会有人说，不是有虞允文等人吗？没错，虞允文确实称得上是集才能与豪情于一身的贤相。然而，他也有着不少缺点，比如说有点“执拗”。这种个性尤其体现在与其他主战派大臣的相处中，虞允文想的是“一统主战派”，而非“联合主战派”。由此，主战派内部与虞允文产生了一系列矛盾。
再加之，虞允文等主战派“出师未捷身先死”，主战派内部进一步分化，未能有联合一致的气氛。除了虞允文，其他主战派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比如蒋芾“纸上谈兵”，气略也不足。赵雄颇有能力，却无实战经验。“无恢复之臣”，可见一斑。
主守派对军事的影响
主守派与主战派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恢复，然而二者付诸实践的形式却截然不同。主战派趋近于激进，恨不得马上开战，而主守派则趋于保守，主张先发展日后逢良机再战。
而随着时间的推演，越来越多的主战派大臣甚至是宰相也在往主守转变，为什么？除了与大环境分不开外，他们也逐渐意识到国内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都无法支撑北伐。所以，他们一度显得“沉闷”，“只求偏安”，以发展以积极防御的态势为政。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主守派与主和派完全不同，主守还是积极进取的，他们为防御金敌，提高军事实力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像是汤思退那样的主和派，凡孝宗一朝三年号仅一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南宋朝宰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有所谓“血性”。他们何尝不想收复故土，建功立业？然而，残酷的事实以及血淋淋的代价却又让他们不得不“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