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敬雅评《紫禁城建筑之道》︱回到文化的原点上复刻紫禁城

2020-09-28 12:50:47 作者: 王敬雅评《紫

每个在建筑当中的人,都会有对建筑的设想和要求,有些是成系统的,有些是非常零散的。在有系统建筑想象的人中,有些人有强烈的愿望将其付诸实践,在紫禁城居住过的二十四位帝王中,这样的人有两个:明代的嘉靖皇帝和清代的乾隆皇帝。

嘉靖皇帝

乾隆皇帝作者在书中对可以代表这两位皇帝的建筑,都做了详尽的描写,探究了这两位皇帝的思想源流,并具体分析了这些思想是如何体现在建筑中的。

明代嘉靖以“礼仪”为武器,在政治斗争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地位,其中明堂的兴建和对其生父的供奉是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建筑本身已经脱离了最基本的“美观、实用”的要求,而需要展示出一种现实的象征意味。

现在中正殿区的明堂建筑,以建筑形式彰显礼治地位。明堂最初的形式,是天下秩序的缩影。“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三公、诸侯乃至九夷八蛮,各有所处。故而“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

嘉靖皇帝利用了这一政治意向,在中正殿区建造了“亞”字形的玄极宝殿建筑群,并以此地祭祀其生父

(第161页)。这种建筑上的表现有很多共通性,明堂所要表达的内核,与佛教的坛城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即以方寸之地,表现出世界的秩序。这也为后来隆德殿改建为藏传佛教的中正殿奠定了基础。

乾隆皇帝以各种场所实现自己的宇宙观和审美旨趣,这无疑是其精力旺盛的一个佐证。乾隆时期几乎对宫中所有宫殿都进行了重新装修,有的进行了改造,有的添置了匾额,有的则对室内空间做了重新分割。

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乾隆皇帝做这座城主人的时间是最长的,他的政治生命以一位备受皇祖宠爱的皇子为始,以一位高龄期颐禅位让政的太上皇为终。而这两端,又都反映在了乾隆皇帝对紫禁城建筑的改造上,即重华宫和宁寿宫二区的重建

(第187页)。

古代人自明的方式十分有限,我们今天可以改微信签名,发朋友圈、发微博。但乾隆的自明方式就没有这么丰富了,除了每天写诗或发上谕,没有更为直接快捷的方式将他的志向或是性格外化。但是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有表达欲望的人,也就促使他一方面大范围将宫殿改名以自明其志,一方面改动建筑格局以表现他特有的宇宙观和审美旨趣。

以清代皇帝来看,能做到有始有终的,仅有乾隆一人,能做到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全面铺开的,也仅有乾隆一人。

当然,这种具象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有时也是某种特定的行为风格。雍正移居养心殿,帝国的运转更密集化了。定制化的宫殿居所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皇帝的日常消耗,所有的目标就是让他高效地运转起来。因为在雍正的理念中,一个好皇帝,在生活上应该是被虚化的。

三、权力的场域

如果把皇宫当成一座影城,这里上演的戏码,一定是围绕家国分野、权力斗争的。《周礼》中对于宫殿的最初设计中心,就是标定与天子相关的各种势力场域界定。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三朝五门之制,即“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门内者,或谓燕朝”,其实表现的就是皇权逐渐扩散和外延的过程。

因此,乾清坤宁除了是宫殿的命名,更标志了建筑的政治意义,“朕之正寝”

(第108页)的讨论,远非皇帝要在哪里起居饮食那么简单,而是纲常伦理的物化反映。

以六宫的设计为例,乾隆十三年(1748)到十四年间,东西十二宫被各自配装了旨在反映后宫嫔妃恪守妇德、温柔恭顺的匾额。并奉谕旨:“此十一面俱照永寿宫式样制造。自挂之后,至千万年不可擅动,即或妃、嫔移往别宫,亦不可带往更换。”

(第114页)

这十二方匾额,连同布置在宫内的宫训图,打造了一个强力的话语场,在这个场域之内,嫔妃只是按部就班地被安排在她们各自的位置上,像机械上的零件一样参与帝国的运转。她们个人的生死荣辱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在一个侧面说明,机械化已经深入到皇帝的私人领域,连他自己的后宫,都被严格地组织化了